映象新闻

1950年7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即王明）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论及"关于中国检察制度问题"时，指出："人民检察署的这种组织制度原则，是学习苏联检察制度经验和采取苏联检察制度精神规定的。

由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的确处于先进地位，因而一度出现了把与国际接轨等同于向西方国家靠拢，即在立法上以西方模式为典范、将法律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等含混的思想。[1]人们经常谈论罗马法的传播、日本对西方法律的兼容并收等法律移植的实例。

但是另一方面，促使全球一体化的因素却从未停止过作用。但是，既然法律和它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如此密切，我们只能在法与社会的关系中理解法律，而我们又知道正如没有两片叶子是完全一样的，也没有完全一样的社会，即使在两个紧邻的、交往非常频繁的国家，它们的差异也会是明显的。我们实际上被迫在本土变化着的情境中思考本土、在本土国际化的情境中思考本土化。当现实法学派对法的所谓自主性、客观性提出批评时，最有力的理由就是现实中的活法 比我们以前以为的更依赖于它的生存环境。两个国家（或地区）不可能在自然状态、政制、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等所有方面都相同或相似，但在其中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相同或相似是经常的，加上法律，在它支配着地球上的所有人民的场合，就是人类的理性。

因为法律移植中存在某些不能确定的因素就完全否定法律移植而无视我们可以确定的那些因素，是夸大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危险。当新分析法学派开始强调主要规则依赖于大多数人的承认（哈特：《法律的概念》），当新自然法学派也承认法律的原则同时意味了妥协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德沃金《法律帝国》），伯尔曼说应该把三个传统的法学派——政治法学派（法律实证主义）、道德学派（自然法理论）、和历史学派（历史法学派）——综合成一个一体化的法学， [10]也就显得十分自然了。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

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201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重要讲话中，习总书记再次强调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向要正确，政治保证要坚强。法律性则是法治（法制）所应当具有的技术特征和文化属性。邓小平早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必须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

[3]邓小平指出：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审是把案件的事实审查清楚，‘判是在搞清事实的基础上，做出裁判。

五是依法执政—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5}63在美国，遴选法官的过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不管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如何正直和无可指责，最高法院本身一般带有，并且无疑将继续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来自时代色彩，而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在那个时代里挑选出来的。因此，为了获得公正的判决，法官对一定法律，必须首先确定什么是立法者所要保护的利益。【参考文献】        {1}卓泽渊．法政治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英]沃克，主编．牛津法律大辞典[M]．邓正来，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3}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5}胡伟.司法政治[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6}[美]威尔逊.国会政体[M]．熊希龄，吕德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7}[美]彼得·沃尔，主编．美国政府内幕—人物与政治[M]．李洪，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8}[英]维尔．美国政治[M]．王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9}[美]亚伯拉罕．法官与总统—一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M]．刘泰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1}[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M]．张志铭，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3}[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M].丁小春，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4}[德]考夫曼，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5}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6}彭真.论新时期的政法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7}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彭真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彭真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20}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1}邓小平思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2}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从一定意义上讲，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推进依法治国，都是手段、方式、举措和过程，它们的本质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下文简称《指示》），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作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法律作依据。在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党体制下，在我国宪法和法律确认和保障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的本质规定性下，在社会主义法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相统一的内在一致性的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共同利益而无自己任何私利的政治基础上，党与人民、党与国家、党与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和谐一致、高度统一的关系。{1}5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指出：正如法理学的理论研究与政治理论总是紧密联系的一样，实践性更强的法律规则与现实的政治总是密切相关的。

（六）从国家民主立法看党与法的高度统一。党的活动不在法律范围内，行吗？不行。

四是党要带头守法，每个领导干部都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而应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自觉为全社会作出表率。处理好党与法关系，构建党与法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高度统一的新型政法关系，历来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党深刻总结了文革破坏民主法制的惨痛教训，分析了以人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根本制度弊端，果断选择了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政治发展道路。在搞清事实的基础上，依靠党的政策和法律来判是第二步。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任命了169名民主党人法官和11名共和党人法官。（一）党的概念范畴。二是党要保证执法，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7}355事实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非是超凡脱政的独立机构，它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常常扮演重要角色。

3．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党员领导干部（即使是位高权重的首长）、党的某级组织或机构必须服从国法，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大民主的非常时期，少数人凌驾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之上，以言代法，以权废法，恣意妄为。

六是指党和法在对待具体人、具体事、具体案件中是否存在法外特权，能否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坚持党与法的高度统一，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

{11}63-66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共和党总统福特则任命了52名共和党人法官和12名民主党人法官。

四、坚持党与法的高度统一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法宝和基本经验。[2]参见胡伟：《司法政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63页。在我国，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是相互统一、彼此一致的关系。正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的那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邓小平还说过：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他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同依法治国是完全一致的。

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把某些党员公职人员、党员领导干部甚至党委书记的具体言行当做党，把立法、行政、司法等机关的具体行为当做党的活动，甚至把某些领导干部、执法司法人员违反法律或者破坏法治原则的行为当做党的行为，进而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的疑问。2．这里的党，不是抽象的指代中国共产党，而是具体指向某位首长，或某级地方党委，不能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党的某级组织或机构与中国共产党等同或混淆同起来。

司法工作者若不懂政治，有法也不会司。党与法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法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人民法院最重要的工作是审判。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和党员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定型化、条文化和法律化，这从法律规范的渊源上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我们党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与国家立法的统一性、协调性，使党和法的关系在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中有机统一起来。在法政治学的意义上，国家法律、立法与政党政治、政党选举、执政党理论、执政党目标、执政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国家法律与人民民主、人民主权、人民利益、人民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国家宪法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公民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国家政治与司法权、政治与司法独立、政治原则与司法活动、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政治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是密不可分的。

二是法律和法治所具有的中国法文化传统及其当代特色，以及其学习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中国化特征。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他说：有的同志提出，是法大，还是哪一位首长、哪一级地方党委大？我看，法大。

{21}841979年7月，彭真在讲到党的领导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只服从法律的问题时，对党与法的关系问题做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第三，我们党是执政党，它支持和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实质上就是巩固党领导和执政的法治基础，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切实有效地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